(编者按：克拉考尔是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他与好友本雅明同年出生，比本雅明在魏玛德国文化圈有更大的影响力。“克拉考尔在中文世界当中仍是一个有待考掘的思想家”。本期海螺特独家推出克拉考尔专题，精选孙柏博士的译文和李政道博士的论文。希望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最近出版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两部著作：《德国悲苦剧的起源》（Ursprungdes deutchen Trauerspiels）和《单向街》（Einbahnstraβe）。前者是对巴洛克时代悲苦剧的事实中体现的本质性元素的呈现和解释（当然它包含的内容要更多）。后者是一本格言集，通过鲜为人知的街道网络，分流或导入当代生活的现象。

尽管它们的主题不同，这两部著作却同属于一种迥异于当下思潮的思想表达，这一思想更接近于塔穆德著述（talmudische）或中世纪的劝谕文（Traktate），因为就象这些撰著一样，其呈现形式（Darstellungsform）就是解释，其诸意向都是神学式的。

本雅明本人称他的这一程序为单子论的，它构成了对哲学体系的反题（哲学体系总想借助普遍性的概念来确保它对世界的把握），也构成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抽象一般化的反题。抽象把现象彼此联系起来，是为了把它们部署在一个或多或少体系性的形式概念的语境之中；本雅明则运用经院哲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主张并非关于现象而是关于理念的非连续的多样性。这些理念在历史晦暗的媒介中显明其自身。悲苦剧就可以说是一个理念。

对于这种思想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其诸理念并不是从与活的现象的接触中直接产生出来的。与现象保持非中介性关系的观察者可以经验到它们的形式或是把它们把握为某种抽象的现实化。但是在他如何接受它们这一点上并无区别，因为按照本雅明所说的，一个现象在一次非中介性的相遇中显明其自身的方式，实际上并不能揭示它所包含的本质性。它的生动形式是转瞬即逝的，从中引出的各种概念什么也不是。简言之，当他以其直接性来面对世界时，他必须打碎呈现在他面前的形象，才能抵达其本质。

在他对悲苦剧的研究中，本雅明以示范性的方式，把“巴洛克悲苦剧”的复杂整体打散为它的富有意义的元素，对于理念的呈现而言，这一分解工作是很必要的。这些元素之一就是寓言（Allegorie）。本雅明运用第一手材料重新追溯了寓言的意向性起源，就是说，他返回到了关于寓言的历史上它真正的意义得以揭示其自身的那一点上。一种罕有的预知能力使他能够穿透诸本质性的征兆的世界，并发现什么是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它们的。他对寓言的阐释令人钦羡。利用原始文本，这一阐释第一次描述了屈从于死亡的自然（而对巴洛克时代来说，历史——作为世界苦难的历史——就是自然）如何在忧郁者的凝视下转变为寓言。本雅明指出，这里存在着一种辩证运动，一旦所有的元素承担起它们意义的极致，那么在巴洛克悲苦剧的框架中，这些元素就都被纳入到这一辩证运动之中了。相当逻辑的是，他绝不会允许诸本质性屈从于某个抽象的一般概念之下，而是坚持只有辩证的合题才能保有它们充分的具体性。当各种意义聚集在一个理念的标识之下，它们就象电流一样相互激发，而不是被“扬弃”为一个形式概念。在历史过程中，它们也会再次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拥有彼此分离之后、每一种意义自身的后续的历史（Nachgeschichite）。

习惯性的抽象思维与本雅明的思想方法之间的区别是在于以下事实：前者排空了客体的具体丰富性，后者则掘进物质的灌木丛，以开启诸本质性的辩证法。它不承认任何的无论什么样的一般性，转而寻求特定理念穿过历史的路径。但是对于本雅明来说，由于每一个理念都是一个单子，世界在他看来就是在一个理念的每一次呈现中交付其自身。“连同它之前和此后的历史一起，存在进入到它”——理念——“之中，于它自身隐秘的形象中，呈现出这个理念世界剩余部分的经过减缩和变得晦暗了的形象。”

历史学家、文学和艺术史家——更不用说哲学家了——都会在本雅明论悲苦剧的著作里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它把关于意义与理念的卓越知识和发现自己受其哲学洞见驱使——特别是对于未知和边缘材料的哲学洞见驱使——的这样一位学者的学问结合在了一起。这本书就古代悲剧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除了它对寓言的解释之外，它还从这些巴洛克场景的物质内容（Sachgehalte）之中开启了诸如命运、荣誉以及忧郁等重要本质。这本书理清了悲苦剧中的人物及其所有元素的意义，也将关于命运的古典戏剧及其浪漫主义后裔引入讨论。还从未有人如此富于冲击力地将各种本质与历史一起加以展现，但没有说这些本质就是从历史中生发出来的。有了本雅明的这部著作，人们开始不得不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巴洛克时代，而且还不只是巴洛克的时代。

在这里，由于方法论是起决定作用的，因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于这一事实：这本论悲苦剧的书不仅包含了一种获得物质实现的理念的意义的历史，而且也是对理念世界无时间性的秩序的一种观察。将本雅明引向诸本质性之缘起的同一种预知能力，也为他提供了为它们安排恰当位置的知识，这一知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称之为神学。对本雅明来说，世界是被错置了的（verstellt），就好象它总是从一种神学的视角来予以观察的。恰恰是基于这一理由，本雅明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看重非中介性的存在，作为表象的门面必须被拆除，形式必须被打碎。在本雅明这里，这样的理解是顺理成章的：他几乎很少会去处理处在最佳状态的构成物和现象，而是更愿意在它们已成为过去之后才去把它们找寻出来。在他看来，活的事物都是象梦一样混乱地纠结在一起，而一旦当它们处在一种解体的状态时，它们就变得清晰了。本雅明从各种已经逝去的、已从当代的语境中被删除了的作品和事态（Zuständen）中取得他的收获。由于最为紧迫的生命在这些作品和事态中遗留了下来，所以它们就在这种诸本质性的秩序的映衬下变得透明了。

凭借对于这种秩序的洞察力，本雅明希望实现的是适用于神学沉思的“救赎”行动。他的独特的关切总是去描述：大的事物就是小的，而小的事物也就是大的。他的直觉的神杖敲打着那些不显著的领域，敲打着人们一般不以为然的领域，敲打着已经被历史遗忘的领域，而恰恰是在这些地方，这神杖发现了最高的意义。本雅明有很好的理由流连于巴洛克悲苦剧的废墟之上，并使寓言承付起相当的重量，而在传统的理解里，寓言并不占有与象征一样的同等地位。具有足够典型性的是，在本雅明的呈现中，是寓言拯救了古代诸神，使他们得以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幸存。他的沉思的另一个主题是揭示那些历史进程中隐蔽的时刻或节点，在那里，救赎（Erlösung）被提了出来或是出现在意象中。“是啊，/当那至高无上者前来带给我们教堂里的收获，/那时我，一个死者的头颅，将变成天使的面容。”这些语言是从罗恩施泰因的《希亚辛森》（Hyacinthen von Lohenstein）的一个能说话的骷髅嘴里说出来的，被用做这部论悲苦剧的著作最后一章的题词。这一章处理的是从忧郁到上帝的世界的突变，并对作为救赎标记的神化的意象做出解释。或许在他的沉思中，本雅明的真正目标是在这里或那里探寻那些过程，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在事物的背后，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突入我们的梦的世界。本雅明可以把他自己称做为一名秘使——就是在克尔凯郭尔把他自己描述为“基督教的秘使”的意义上。

本雅明想要把世界从它的梦中唤醒，这可由《单向街》中一些激进的格言所证明，其中一部分此前曾经在我们的专栏上发表过。这本小书的样貌似乎太过谦了一点，它将源自个人与公共生活最博杂领域的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任意举几个例子：奇异的梦的记录；童年场景；献给有代表性的即兴空间（如市场和港口）的小品文——其精致轮廓让人想起浅浮雕；关于爱情、艺术、书籍和政治的评述，其中的一些记录了令人震惊的沉思的宝藏。至于其它部分的观察则价值不等。除了尚有待进一步精进的笺注之外，还有一些是纯粹才气的表达，且时不时会有非常武断地夸大的私人印象（例如“帝国全景画”中尝试描述德国大萧条的段落）。似乎在这本书里，本雅明有意要打开他可以接触到各个层面的视角，以便证实从这边（von dieser Seite）同样也能看到的这个世界的不连续的结构。至于《单向街》的总的立场，所有这些格言都在有意识地宣称个人主义的终结和天真的资产阶级时代的终结。本雅明将直接经验的单元加以分解的方法——在论巴洛克悲苦剧的书中他也使用了这一方法——在应用于当下时，具有一种即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爆炸性的意义。的确，这本集子就是个火药桶。但是从这座碎石堆后面浮现的，与其说是纯粹的诸本质性，毋宁说是指向本质性的小物件（本雅明讨论了早晨醒来以后诸项事宜如洗漱等等的意义）。一般而言，这本书因其独特的唯物主义而将自己与此前的著作区别开来。本雅明在那些通常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所进行的清理和启蒙的工作，完全对应着他的程序。正如他在第一篇格言中所说的：“观点之于社会存在的巨大装置，正如机油之于机器。人们不用爬到涡轮机上面往上浇洒机油；人们只需往他必须知道的隐蔽的转轴接铆处洒一点即可。”

不过本雅明很难把他意图激发的生活真正纳入计量。在《单向街》中，这些从当下获得的阐释几乎不会象从巴洛克悲苦剧的材料中表达的阐释那样有力，这其实并非偶然。这可以被解释为本雅明对任何当下的非中介性存在都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这一确定观念的证明：这些事物的冲击使他迷茫。他是如此地拒绝非中介性，以至于他根本不想与之谐调。他既没有记录过对任一形象的印象，也没有被卷入占主导地位的抽象思维。他的真正的材料都是已成为过去的事物：对于本雅明来说，知识是从废墟中产生的。所以，这里并不存在要拯救活生生的现世的意图；相反，是沉思者救赎了过去的碎片。我们不无理由认为，从非中介性的世界的角度来看，本质性的辩证法——它发生在非中介性的世界的背后，且必然在已支离破碎的作品中得到展示——会带有一种美学的表象。只有当他解开事物的元素和它们的形象之间的真正的辩证关系，也即具体和抽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形式的意义和形式本身之间的辩证关系，本雅明才会突入丰盈的现实。

本雅明在今天所体现的这种片面而又极端的思想，已由于唯心主义的莅临而沦落到被遗忘的境地。多亏了他归之于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那种能力（即感知“来自语言的地府深处的喁语”的能力），以及使他能够触及本质性的那种能力，本雅明在我们的哲学禁区内有意识地恢复了这种思想。这可以很好地解释本雅明对普鲁斯特（Proust）的片断的翻译，他和这位作者有很接近的相似性。在本雅明这里，哲学重新获得了其内容的决定性；哲学家被放在了一个“被提升了的介于研究者和艺术家中间的位置上”。即使他并不栖身于“生活的领域”，他仍然可以从生活世界的仓库中提取储存在那里的意义，至今仍在等待其接收者的意义。

（本文为孙柏博士翻译，海螺首发，未经许可请勿转载。如引用请注明译者。）